1990年行政监察条例将纪律处分种类确定为六种：警告。
二是规范反腐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监察职责和行使监察权力的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制定《监察法》，既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和保障。
这一原则中的宽严相济是指对公职人员的惩戒，要全面考虑违纪违法公职人员行为的性质、目的、动机、手段、对社会的危害等诸多情节，该严则严，该宽则宽，不能一味严惩。总的来说，《监察法》设定的绝大多数制度和确定的绝大多数规范都设计得很好，很具体和很明确，从而有利于《监察法》两大立法目的的实现，但是也确有个别制度、规范、条文，其规定不甚具体、明确，弹性较大，给监察机关、监察人员留下了过大的裁量空间。【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依宪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研究(16JJD820002)研究基金的资助成果。[11]参见《监察法》第36条。当然我们对媒体的行为也要进行规范，我们要通过法律去确立媒体监督的权限、手段、规则。
顶层设计作为一种高层设计，既要考虑横向的层面，还要考虑纵向的层面。关于《监察法》的立法目的，笔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曾经提出。宪法总则部分需要阐明国家的性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对这些内容的阐释运用概括式陈述的表达方式更加明确。
第二，胎儿和婴儿生命健康权的特殊保护刑法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无论上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也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自愿原则对公民进行医学和生物学实验应负刑事责任，因为采取非法手段对公民进行医学实验属于损害生命权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惩处。如刑法规定死刑的适用条件和原则，刑事诉讼法对死刑核准程序的规定，对死刑适用例外情形的规定，对不得强迫刑事被告人近亲属作证的规定以及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等等。
无论何人均没有做出不利于自己本人、配偶及近亲属证词的义务。第6条修正案规定，刑事被告人享有接受及时和公正审判的权利。
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享有辩护权，可以选择律师或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由法院指定律师为其提供帮助。为了维护国家的秩序和安全，国家必须制定法律惩罚犯罪行为。但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诸多内容，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只有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才能确定有罪的原则，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对任何人作出有罪的决定。所以，准确的无罪推定原则应当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人民检察院不得终止诉讼，在审判阶段实行疑罪从无[17]。
并且规定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司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派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刑事法表达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构成宪法基本权利的一部分，具有规范和限制刑罚权的宪法功能。无罪推定是与罪刑法定同等重要的刑事法原则，多数国家的宪法都将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予以规定。[12]黄晓亮：死刑合宪性解释：从立场到路径的比较与反思，载《法学论坛》2016年第1期。
2.我国生命权的法律规定及其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但并不能说生命权不受宪法保护。如罪刑法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受刑讯逼供和暴力威胁、疑罪从无等。
[6]陈光中、张佳华、肖沛权：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虽然我国1979年施行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对一些重要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作出明确规定，为适应现代刑事诉讼对人权保障的需要，经过修改增加了本应由宪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从而使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补充宪法文本之功效，并通过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表达，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调节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体现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3]，使我国刑事法的人权保障条款具有宪法的价值。
[14]左卫民：司法化：中国刑事诉讼修改的当下与未来走向，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二是确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减少死刑的执行。所以，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不仅仅是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化的需要，而且是立法保障人权的需要。宪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主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来体现，法律不仅具有补充宪法和解释宪法的功能，而且是实施宪法的主要形式。如刑事诉讼法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简写版，并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准确表述，因为无罪推定的目的在于避免将没有确定有罪之人当成罪犯对待。
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它们构成了中国法律的宪法基础，也确立了全国人大在人权保障中的核心地位[15]。任何犯罪行为不受两次处罚。
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死刑判决的准确性，规定判处死刑的一审法院只能是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私人侵犯生命权，如果造成被侵害人死亡或者重伤的，需要负刑事责任，即国家通过刑事法打击侵犯生命权的犯罪行为。
生命权最先由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从该规定在民法通则中的顺序来看，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人格权的一部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其他公民和法人的侵犯，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生命权入宪达到一个高峰，有70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生命权。
将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直接作为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则，具有较强的司法适用性。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如果遇到需要解释宪法的情形，可以依照法律之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请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利于防止冤案之发生。[19]张智辉、邓思清：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具体来讲，刑事诉讼法对应当由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作出了如下规定：其一，辩护权的扩大与延伸。不得收取过多的保释金。
只有个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支持的，不能认定刑事被告人有罪或者处以刑罚。树立宪法权威，实施宪法，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准则。
我国刑事立法将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司法机关的义务来规定，如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应当加重处罚。禁止将罪犯监禁于海外。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仍然沿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其次是通过设立死刑，明确国家有权适用生命刑。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0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死刑在废除以前只能由联邦法律规定作为特殊惩罚方式适用于特别严重的侵犯生命的犯罪。[1]使刑事法有关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具有宪法的价值。
不得对任何人进行违背其本人意愿的医学或科学试验。[7]赵新彬：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本土化建构——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为视角，载《学术交流》2013年第9期。
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规定，禁止对人的身体和财产实施非法搜查和扣押。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二，保障刑事诉讼基本权利是司法机关的义务。其四，不得强迫刑事被告人的配偶和近亲属出庭作证。